二是作为实践者，国家机关要率先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

政府的组成侧重全局性，其对规划的审查侧重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公众的切身利益。政治哲学上开始倡导过程论，并从国家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个面向上得以展开。

宪法所确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下的会议制度不可能是合议制或票决制，会议讨论只是首长决定的前置程序。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所规定的行政决策程序制度主要包括公众参与制度、集体审议制度和人大批准、决定制度，所调整的是行政机关与公众的关系。在集体讨论成为行为法制度后，法院在审查征收决定的合法性时，可以直接审查征收决定的程序即集体讨论的合法性。决定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关系上的概念，决策是行政机关内部活动的一个概念。[35]参见《日本内阁法》第4、6条，载齐乃宽：《日本政治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209页。

其中，《地方组织法》第74条第2款专门强调，地方人民政府制定规章，须经各该级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3条第1款列举规定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范围。进入专题： 功能定位 双阶段性 基本法 。

之于裁判的重要性不仅要在法官提交法律解释请求时存在，也要在联邦宪法法院对审查对象做出是否违宪的判决时存在。如若缺乏相应的筛选标准，在案件移送至最高人民法院后势必也难以削减，使最高人民法院的负担倍增。（一）阶段性程序内容 1.一般法院提出解释请求 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第一阶段指由一般法院法官中止具体案件的审理程序、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法律解释请求，启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但是借鉴他国此类实践经验时，应当充分考虑相应制度的功能定位和制度的出发点，剖析其内在的逻辑基础和价值选择，并结合我国实践做出综合考量。

[42] 四、法律解释请求提案的适法性要件 如上所述，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对于立法者意志的保护与公民权利保护这两项利益的衡平令程序构造呈现出明显的双阶段性，审理具体案件的法官提出法律解释请求是其中第一个阶段。此原则虽然在联邦宪法法院法的条文中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并不完整，此处表达的不完整性不影响其效力。

[31]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对于法律法规的审查权，从总的方面是由宪法法院和一般法院分别行使的，但是他们的审查权及其管辖范围和性质是不相同的。当此两种法律发生冲突且欧盟法不能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有效保护时，联邦宪法法院有权力以德国《基本法》中所规定的基础性原则为审查标准对欧盟法进行审查。[73]如此制度设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避免所受理案件在数量上出现泛滥，[74]将案件请示制度作为整个移送过程的案件筛选机制，在进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最终的合宪性审查程序之前，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类申请进行初步的筛查，对请求审查的内容做前置性的把握，驳回明显不存在合宪性疑问的审查请求。[66]如果一般法院所附具的理由并非明显不当，仅存在不足时，宪法法院允许其对提案的理由部分进行补充，在符合了相应的适法性要求后，可以进入联邦宪法法院实质性的审理程序。

由于这一权力具有不可被质疑和阻碍的正当性，便造成了一种可能——如果必要的话，所有法院都可以提请联邦宪法法院进行违宪性审查，而审查机构着实难以应对如此之多的案件数量。如系违反本基本法，应请联邦宪法法院审判之。2.义务性的审查权力与合宪性审查权力 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法官的审查权具体体现为对于裁判依据合宪性解释的排除、违宪的内心确认，并在请求提请的文书中进行详细的阐释，这一义务的良好履行并非对法律的违宪审查，而是确保审查程序能够顺利启动。[63] 第二，宪法诉愿的提前通达。

[63]Christian Hillgruber/ Christoph Goos (Fn. 8), Rn 603. [64]Edward J. Eberle,supra note 18, p. 29. [65]Christian Hillgruber/ Christoph Goos (Fn, 8), Rn. 601b. [66]Schlitzberger, Die Entscheidungserheblichkeit des Gesetzes bei einer vorlage nach Art. 100 Satz 1 GG, NJW 1963 Rn. 1901.转引自前注[32]，刘兆兴书，第217页。[65] 2.审查标准 （1）之于裁判重要性的审查标准 当一般法院法官在移送被审查的法律时未附具提交法律解释请求的书面理由或请求提案中所阐释的理由明显不当时，联邦宪法法院有权对法律解释请求提案作出缺乏适法性要件的宣告。

提案中某些情况改变也是不被允许的，比如原程序中原告对权利保护需要的消灭，可能会导致这一条件的缺乏。如此，宪法法院内在的审查受理程序也衍生性的具有双阶段性的特征。

在德国规范层面的合宪性审查程序中，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抽象规范审查由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1/4以上的联邦众议员提起，且这一范围是封闭的，禁止通过类推的形式进行扩张。[62]刘飞：《德国公法权利救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28] 将法官作为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唯一的启动主体，并非故意忽视了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违宪法律文件的控诉，而是出于对违宪审查程序内容整体性的考虑。[38]《联邦宪法法院判例集》，第85卷，329页（333页及以下）。从这个角度出发，无论是抽象规范审查、具体规范审查抑或宪法诉愿程序，都具有着保护（全体）公民基本权利的意义。转引自杨子慧：《宪法法院法规违宪审查之裁判类型与效力》，载《中正大学法学辑刊》2014年第5辑，第194页。

在将裁判结果函复申请者时，同一般法院移送法律解释提案的程序一致，由联邦宪法法院直接向申请者递送。由于缺乏附随于具体案件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我国现存的集中、抽象式的审查模式在规范和现实层面表现出巨大疏离，[2]公民的基本权利极易在具体案件中受到违宪法律文件的侵犯，并缺乏相应的诉讼救济路径。

联邦宪法法院对基本法第90条第2款第2句的参照适用，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为宪法诉愿开辟了提前通达的道路。被审查对象范围的差异令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内容有着自身的特点。

宪法诉愿程序的优势在于：在案件被提交到联邦宪法法院时，其实际和必要的法律情况已经得到充分的控告和阐释，联邦宪法法院便可以在此基础上对诉愿人的请求进行回应和审查。[9]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其宪法守护者的角色正在消退。

（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 从现行《基本法》存续时间和实践的情形来看，其属实是德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宪法，并催生了日耳曼民族的宪法爱国主义。[68]所谓形式上的法律（formelles Recht），与实质上的法律（materielles Recht）相反，仅指由议会制定的法律，而不包括规章和章程。联邦宪法法院享有的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裁决垄断权：为了防止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查过程随意的忽视立法者之意志，有且只有宪法法院有权做出关于法律违反宪法的裁决，对审查对象进行终局性解释并做出规范性裁判的权力为宪法法院所垄断。具体案件中法官可以针对何种规范提出解释请求、法官提出法律解释请求的具体条件。

[18]与德国社会秩序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对人权的承诺，[19]基本法丰富了魏玛宪法关于基本权的规定，并赋予这些权利防御权的功能，允许公民直接依据基本法中基本权利的相关规定防止受到公权力的侵害。另外，如果某项法律存在着违宪可能性，其他若干法定条文若与内部实施背景相符并与相关宪法标准有统一关系，则应根据具体标准控制的职能，对所涉及的整个标准复合体进行全面审查。

提案中所列举的被审查对象涉及到了某一特定的范围，但是提案问题(Vorlagefrage)超出了这一范围，此时联邦宪法法院会在形式判决/裁判措辞(Entscheidungformel)中指出特定的部分不符合审查标准，进而不能受理。[71] （三）审查结果 联邦宪法法院对于法律解释请求权适法性要件的审查与案件情形密切相关。

[27]此处必须指明的是，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解释请求独立于诉讼程序当事人对法律无效的指责（Rüge），提出法律解释请求的主体只有法官并且不受当事人之强迫。提案中列举了若干规定，但是仅仅就某一条款充分证明了相关的宪法问题。

五、双阶段性在联邦宪法法院审查活动中的展开 诚如前述，一般法院与宪法法院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的合作使这一程序呈现出明显的双阶段性，并由移送机制实现了两阶段之间的连通。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权被严格限制，法律解释请求提案只有在满足违宪之确信之于裁判的重要性两项适法性要件并通过宪法法院的审查时，才能最终地进入实质性的合宪性审查程序。《联邦宪法法院法》第80条对此予以了细化：……理由应直接叙明，即法院之裁判在何种程度内取决于这些法律规定之效力，以及这些法律与何种上级法律规范相抵触。虽然法官有义务基于法律与事实两方面进行阐释，但是全国人大的最终审查结果应当是抽象的，即脱离具体案件，只针对被审查对象作出规范性的判断。

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整体架构中，在宪法法院的审查程序中也有迹可循。[3]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第37页。

在完成对移送机制适法性要件的审查后，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提案才能进入实质性的审查程序——对被审查对象是否违宪的审查。[26]不难看出，法官仅作为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请求权主体，除此之外也再无启动其他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这便为上述三种程序提供了清晰的界限。

制度的构建始于目的，在经由价值衡量后，各个国家在极为纷繁的宪法文化中选择了某一价值秩序作为指导。在诉讼请求未得到支持后，潘洪斌于2016年4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杭州市交通管理条例》的合法性审查请求。